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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科学、规范的绩效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管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对有关绩效预算的基本理论及发达国家在绩效预算方面的实践经验作了简单介绍，并就如何在中国建立绩效预算制度提出了初步设想。

　　关键词：政府 财政 绩效预算

　　财政预算是政府施政纲领得以具体实现的首要途径，也是影响政府部门组织行为最有力的工具。因此，在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中，随着政府战略规划及预算观念的发展变化，预算制度改革一直是世界各国讨论较多的焦点性问题，从计划项目预算（Planning Programmed Budgeting）到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直到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都在追求以战略规划将公共资源做最合理有效的分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预算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行政绩效，这一时期发展的绩效预算（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主张公共部门的预算必须符合中长期政府战略规划，强调以政府或其部门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手段，在公共部门中建立公共战略规划与绩效预算的中期游动预算框架。

　　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而科学、规范的绩效预算制度正是公共财政管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有关绩效预算尤其是项目支出绩效的一些探索性的试点工作已经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一些有关绩效预算的基本理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并就如何在中国建立绩效预算制度提出了初步设想，希望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绩效预算相关理论和方法

　　（一）政府预算决策过程理论

　　政府预算决策过程通常包括预算准备和预算审议两个阶段，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即政府公共政策的抉择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由于政府的行为必须通过预算来体现，因此政府预算的决策对政府整体施政效果具有深远的影响。

　　1.理性预算理论（Rational Budgeting Theory）

　　为了找到一个资源配置的标准，西方一些专家提出了预算学界十分重要的一个规范性理论，即理性预算理论，它主张政府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应当通过按部就班的理性计算，考虑各个活动方案的效率和效果，做出理性选择，从而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理性预算理论主导世界各国政府相继推出了各种理性预算制度，如计划项目预算、零基预算、目标管理以及绩效预算。各国、各级政府逐渐重视有关效果与效率方面的信息，并开始系统地收集、加工和使用这些信息。

　　2.增长预算理论（Incremental Budgeting Theory）

　　这一理论的创始者Aaron Wildavsky认为，理性预算理论并不可行，由于能力与资源的限制，不可能使用权决策者能够收集绝对完整的信息，也就是说，针对某一政策目标，决策者不可能列举出所有的可能方案，并准确无误地衡量出每个方案的利弊，因此理性预算制度在真实世界的使用难度就可想而知。就各国政府的实践而言，决策过程并不是按部就班的理性计算，决策者往往会以现行预算为决策的出发点，运用简化的策略，作边际修正，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计算的负担，缩小了预算争论的范围，使预算编制在法定期限内得以完成。

　　3.角色理论

　　这是一个实证理论，其基本内容是：预算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有特定的角色与预期的行为，政府首脑及财政预算首脑在整合机关需求提出预算草案的过程中，扮演着守门员的角色，对各机关的概算需求进行调整删减，维持年度收支平衡，而政府其它部门首脑在提出概算需求时，扮演着为部门争取预算的角色，表现出贪婪的行为模式；议员（或相当于议员的人大代表等）在审议通过预算草案的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不足与时间精力有限，往往只能以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为蓝本，针对其中一小部分，依特定立场或利害关系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在预算决策过程中扮演着象征性角色与特定利益群体利益争取者的双重角色。根据角色理论，预算决策者往往会选择性地使用信息，以帮助他们扮演好所要扮演的角色。换言之，特定信息（如绩效不佳需删减预算，或绩效良好需增加预算）在预算决策过程中不被预算决策者（如部门首脑或政府首脑）所重视与运用就不难理解了。

　　（二）完美财政原则的8个属性

　　1.明确定义各种限制指标、部门准备金和免责条款，以避免混乱和无效的预算执行；

　　2.行政透明，包括会计、预测以及部门预算安排，以此来获得普遍的支持；

　　3.简洁，使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能够接受；

　　4.灵活，使政府的控制不致影响对外界突发事件的应对；

　　5.财政资金足够应付某一具体目标的支出需求；

　　6.强制性，对不能完成预算的要有惩罚和强制执行力；

　　7.一致性，一整套标准与财政原则要互相适应，同时又要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适应；

　　8.高效性，政策行为应当有效率，应当作为财政改革的一部分，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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